任何事都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契约精神也不例外。人类第一次立约发生在古中国，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立约有两种，一种是为了共同的利益主动联合，还有一种是对峙后的妥协。人类第一次立约是后者，战争后的妥协。为什么会说第一次立约发生在古中国，因为那一次立约的文化印迹至今还保留在各个民族文化和古文明里。所以比《圣经》里说的那些可信得多。菊花这个词，在全世界大多数语言里都读龟三的盟，泰语是多边狄盟。盟就与立约有关，在英语里alignment俄来盟特 就有结盟的意思，appointment俄普瑞特盟特 则是约定的意思。在法语里 你好 读 盟主 ，而是有四川口音。菊花纹出现在全世界大多数古文明遗址里，并且保留在各个宗教里。这说明菊花绝不简单。其实菊花就是结盟时采用的绣球，因为第一次立约依靠的是联姻。菊花作为绣球让嫁给黄种九黎的白种七仙女族群女性们抛选壮员。所以菊花也就有了成了第一次立约的信物。因为九黎中当时主导的是养猪人，所以猪叫为菊，菊也成了后世工具的代名词。种猪也被称做猪脚，其实是猪叫。由于七仙女族群是养马人，所以小马有了马驹一词。结婚礼也以鞠躬礼拜天地作为礼节。同时也成了结义结盟的礼节。鞠躬礼也成了数字7的原型，也就是伏羲所执的矩，共济会徽标里的角尺。这一次立约实际是黄种二郎神沿海支主导发动的对白种的战争，神话传说是劈山救母，但其实更像是为了得到白女。战争黄种全胜后，确实是以七仙女全体嫁给九黎作为结盟立约的标志。所以此后，这次联姻成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犹太以七为核心数理，九为名称。圣母玛丽亚就是七仙女，古希腊战神阿喀流斯的母亲仙女忒提斯就是七仙女，父亲则是凡人珀流斯，就是牛郎。这一次立约使得人类学会了合作联合，也就是最早的共和制。当时在中国存在着全世界大部分种族，今天考古之所以会发现古遗址里存在大量外族就是这个原因。但是这一次立约也有问题，就是各自有私心。这使得协助二郎神击败白种狄人的老三支系没有得到封立，由于养狗成了哮天犬。于是跳上房梁认为自己才是挑大梁的。于是在白种女人的蛊惑下，老三支系苗蛮被无情地抛弃了，就是弃（后稷）的由来，所以站在房梁上的济公有了叫花子形象，因为那一段很悲惨。后来他们与另外一支白种以扫族联姻联盟，在大洪水来临的日子实施了报复。击败了沿海支大鲧，并一分为二 流放大鲧族。大鲧族因为战败也按照对方要求去到了指定地点。也就是说这也是一种约定。流放的大鲧族东北这一支留下少量带领跟随民族，其余向西走就成了犹太文化基础含米特。契约、协约、盟约在中国文化里并不缺乏，而且约就是越的。原本契约精神在中国文化里是重要的内容。后来由于历史上突破底线、吃坏螃蟹的人越来越多，后世这个文化确实丢失严重。但尽管如此，无论是契约、地契、婚约在民间还是有基础，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的信也是一种信用和契约精神。然而今天，我们似乎又倒退了一步。连欠债也能理直气壮。的确与这个人类第一立约地不相匹配。西方人一方面也是古中国文化的参与人，一方面又受后来的宗教契约精神的影响。犹太教、基督教强调立约，其文化基础就是古中国的那次实质立约。

古代、近代中国人受识字率的影响契约难以在普通人中建立，即使有契约但因为看不懂、看不到、不熟悉契约，契约可被识字人随意解释。受记忆能力的影响，如果，契约内容很多，也不可能被民众大量记忆。因此，民众只遵从最简单、最易记忆、最低的行为规范。已有契约基本上是国家颁布的各种法典，具体内容民众基本不知，政府也没有提供公共法典供民众查阅，这与民众内心是否想遵守契约无关。中国传统文化本质是已经落后的以家庭农业、手工业技术为基础的社会活动准则。不可能适应现代工业技术为基础的社会活动，属于被淘汰的文明。仅具备历史研究价值，基本不具备继承、发扬光大的价值。这里说的被淘汰文明指的是旧的思维方式、旧的社会制度、旧的社会关系、旧的人权定义、旧的阶层进化方式等。文字、方言、人文景观、民族习俗（吃、穿、用、文学作品、歌舞等）不会发生急剧变化，可在相当时间内自发的传承保留。现代中国的行为规范还没有建立，已有规则是用现代语言加西方契约思想中的一些词汇重新包装的传统规则，只有少量似是而非西方契约的初级框架及应用。后面以2018年开始的交通法规对电动车的管理为例，说明现代中国法律、政府对契约的形成、应用及保护程度是初级的令人不忍直视。契约在西方和中国的发展收到那些影响呢？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比较注重契约，中国人比较看重说话算话。这可能是因16世纪至今西方人、中国人生产协作方式、识字率不同造成的？口头承诺能否兑现基本凭当事人的良心、记忆决定是否兑现，口头承诺的执行难免有歧义、争议存在。文字可以将契约方、担保方、见证方的承诺保存下来。如果契约相关方有一方不识字或识字不多，代笔人可以在识字少一方不知情的情况下篡改契约内容，因此契约是否被相关方认可需要以相关方识字为基础。当然识字率还需要与写作、阅读能力配合才能保证契约内容符合契约各方的本意。16世纪到18期间，西方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普通民众识字率达到了较高的程度（具体数据没有查询）。识字率高奠定了契约在普通人群中应用的基础。工业对识字率、契约的普及是最大的。工业需要众多不同组织、个人相互合作，合作需要契约，任何人进入工业领域及其产品的销售、服务领域发展，都需要识字，以便建立契约、按契约做事。同时期的中国明朝时代，中国人的识字率达到什么程度？家庭农业不需要识字，手工业、商业、识字率要求不高。中国没有发展起来工业，没有需要识字的工业人口。国家管理需要识字，但因国家管理保密的需要被管理层垄断识字权与普通人无关。普通人的识字率肯定不高（具体数据没有查）。但在司法领域，普通人打官司要找人代笔，签名多以按手印替代。一是识字率问题，二是专业写作能力问题，19世纪清政府为保证满族的绝对统治，禁锢思想、大兴文字狱，打击文人，极大程度上阻挠了汉族人识字率的普及，这进一步影响了近代中国人应用契约的基础。洋务运动开始了清政府与西方契约的交集，但这仅是清政府与西方国家层面的契约，与普通人无关。且清政府也不懂西方契约，通过清政府与西方国家的矛盾、战争就可见一斑了。20世纪初，民国建立，孙中山编写的《民权初步》是近代中国全面力图开启民智、普及契约的开始。但民国建立至民国政府退败台湾，中国就没有统一过且一直在战乱中，战乱中《民权初步》在普通人中没有机会起到作用。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今天，中国人知道《民权初步》这本书内容、思想的人也不多。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政府虽然普及了教育（扫盲加中小学，估计1000-3000字左右），培养的是能够使用现代生产工具的工人，但没有普及契约思想、没有教导民众如何形成契约、参与契约的形成。契约的执行及保护更是一塌糊涂。改革开放后，政府开始倡导契约、但契约的编制、执行、保护被政府各级人员的腐败问题整的千疮百孔。民众知道契约这个词，希望建立契约保护自身利益。但对契约的建立、对契约的真谛是无知的，无法形成有效契约（漏洞太多、无效条款多）。因腐败，政府对契约的保护、执行不利，普通人遵守契约反而利益受损，民众为保护自身利益上行下效，契约就此经常被无视。识字率对民众的思想、行为变化影响巨大，外语对人们了解世界影响更大。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人热衷学习英语，就是为了跳出汉语的牢笼，不甘做井底之蛙（思想禁锢），力图从中国的古代农业思维，尽快转变到现代第四次工业***时代最先进的思维模式。并希望在契约的保护下，通过个体的努力工作，解放出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做自己需要做的事情、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随着中国新生代（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人）逐步成为社会生产的主力，影响、决定社会规则的老一辈的退出，契约精神必然在新生代的推动下获得极大的发展，并逐渐成为社会活动中人人愿意建立并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现代中国契约应用不成功的实例。现代中国最基本的、应该人人皆知的契约，是与每个人有直接关系的法律法规，中国人遵守的也不多，这不光是识字率、工业化对能否契约形成的问题，还有对契约执行、监督、改进的问题。最常见的是中国人天天打交道的交通方面的法律法规，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普遍漠视法规的存在，90%以上的人不遵守相关法规，另外10%是出行有人帮助代步/保护的顶级权贵、不能自理的幼儿/学童、不能自理的老人/病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如下：1.政府没有做到普法。人人离不开交通，交通法应该在未成年人达到学童年龄在校期间就该全面学习，成年后离开学校进入社会后只需要学习交通法最新修订部分即可。学习内容应该包括条文、释义、法理基础等、并通过模拟法庭的实践让学童学会相关法律。2.政府没有严格执法。目前，“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公正、廉明”只是口号，是做不到这些口号的政府给民众的承诺、是提醒政府工作人员自身职责所在的警示，政府很多工作人员从来没有做到、没有做好过。3.交通事故认定由交警执行。部分交警被权利、关系、贿赂后，随意解释法律法规，不能做到基本的职业操守，秉公执法。4.行政复议、法院判决的从业人员断案水平，即受专业知识、职业操守影响也同样会被权利、关系、贿赂污染。造成政府体制内监督基本无效。交通事故相关人员对交警的责任认定不认同，寻求其他政府部门给予公正时，同样得不到保证。5.媒体不能就交通事故开展监督、讨论，不能就法律缺陷进行评论、不能对习惯人员进行批判、抨击，导致体制外监督受限。问题不被舆论放大、甚至传遍世界，民众权益就没有公正解决的机会。6.相关法律的制定、修订被少数人垄断，不能保护全体社会成员的正当利益。比如企业主生产的不合格商品应该承担那些责任。以上问题导致普通人对法律公平性的质疑、对法律是否保护普通人的怀疑，遵守交通法规利益得不到保护、甚至可能受损。既然不信任、不相信法律与政府对法律的执行，普通人为什么一定要要遵守交通法规呢？2018年各地政府开始通过罚款、查没、销毁的暴力方式打击所谓违规电动自行车、三轮车、老年代步车上路行驶，就是最典型交通法规不健全、政府不作为、资本与权利苟且的负面案例，导致民众对法律、对政府、对执法者的不信任、甚至对抗。政府给出打击电动车有三大原因：1.驾驶员不遵守交通秩序。2.电动车速超标及其他超标。3.电动车没有牌照发生事故难以追责。但民众认为政府给出的理由不成立。电动车带来的安全问题是政府不作为、乱作为导致的，应该承担问题的主责任者不该是消费者。理由如下：1.交通秩序可以提过普法、重罚、媒体大量典型案例报道、分析，一年即可解决普法问题。酒驾入刑，就是成功管理的案例。酒驾入刑光有制度没有人严格执法是解决不了酒驾问题的。政府通过修订法律、严格执法、重罚、媒体报道，一年酒驾就被遏制住了。